本刊將深入探討檢察官與警察在偵辦詐欺案時，究竟應如何分工？是否該調整偵查權限，以提高打擊犯罪的效率。
由於偵查權限受限，警察辦案受掣肘，根據現行法制，檢察官是偵查主體，警察在辦案過程中，若需調取嫌犯網路歷程、發動拘提或搜索等強制處分，皆須報請檢察官批准。
然而，隨著詐欺犯罪的組織化、跨境化發展，這種層層申請的程序已無法滿足即時破案的需求。刑事局統計偵辦全國各類詐欺案件，移送各地方檢察署後，約有七成的案件無法再溯源偵辦，導致詐欺案「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抓小放大」，主因受限檢察官人力不足，案件堆積如山。
例如，警方即便已掌握詐欺集團成員的行蹤，仍須等待檢察官核發調取票或搜索票，若遇到檢察官案件量過大或態度保守，聲請可能遭到拖延，導致嫌犯逃逸、證據消失，影響整體偵辦進度。
此外，根據《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1-1條規定，檢察官針對特定重大案件（如詐欺、強盜、毒品犯罪等），可直接調取通信紀錄或網路流量紀錄，而司法警察官則需經檢察官許可後才能執行。
詐欺犯罪危害重大，造成眾多民眾受害，每日財損動輒上億元，且網路跡證極易因時間消逝而無法追查，因此更應該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中，授權警方能直接調取通信紀錄或網路流量紀錄，以提升偵查效率，避免錯失破案良機。
但現今實務上，檢警機關合作仍存在障礙、權責分工待檢討。實務上，不少警察反映，檢察官的態度與案件分工，對於案件進展有極大影響。
1名資深刑警透露，某起跨區詐欺案涉及雙北、新竹、高雄等地，警方必須分別向各地地檢署聲請偵辦指揮，結果因各檢察官對案件認定標準不同，導致執法行動零碎化，影響整體破案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