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要約訪林永頌的前一天傍晚，記者在北市古亭捷運站看見一個匆匆趕搭捷運的身影，貌似林永頌本人。
一鏡到底／走進社會傷口的人 律師林永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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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過人命在法律空隙裡滑落，看過跨國企業犯罪後巧妙卸責。法律是冰冷的，保護懂法之人。
他替那些不懂的人打官司，從冤案、RCA罹癌勞工到卡奴，每一件都漫長艱辛。幸而，法律偶爾是溫暖公平的，這些案子最終都奇蹟似贏了。
如今他65歲了，依舊在第一線協助融資公司的債務人。近40年替公益案件辯護，他卻只用「還願」二字帶過。
他的事務所位於古亭站，頗合理，但知名大律師搭捷運，令人一時難以肯定，因此記者與他聯繫確認。他很快回說，是他沒錯。
後來採訪時我們發現，原來他的手機就掛在腰上，裝手機的皮套，邊緣已明顯磨損，加上一個樸素的後背包，又搭捷運，不說還以為這位律師混得沒有太好。
律師林永頌小檔案
- 出生：1960年
- 學歷：台大法律系學士、碩士；律師、司法官考試及格
- 經歷：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首任會長、民間司改會董事長、勵馨基金會常務董事等
- 現職：永信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民間司改會常務董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顧問等
- 知名公益案件：RCA案、徐自強案等
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65歲的林永頌曾是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也擔任過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分會會長，義務協助過不少司法案件，包括替死刑犯徐自強平反、為RCA受害工人打贏官司。這2年，他將重心放在積欠車貸、各種小額商品貸款的貧困負債者，債權人皆是「融資公司」。
「去年農曆年，高雄一對年輕夫婦帶著3個小孩，由爸爸開車載全家人去自撞，結果火燒車，大家逃開，但晚上就買炭，全家這樣死掉。」林永頌說話又急又快，總是一開口就劈里啪啦，像是習慣在有限時間內把資料整理給法官聽，以免還沒講完就被法官打斷。他接著說：「當年的卡債風暴產生很多社會問題，政府卻等到很多人燒炭自殺，見血了才處理，現在融資公司的問題，也要等到見血才立法嗎？」
他提到的高雄一家五口輕生事件，我們聯繫不到家屬，只知以妻子名字查法院判決書後，顯示夫妻生前曾被追討一筆28萬元債務，也曾簽下一張金額不明的本票，債權人皆為融資公司。
林永頌說：「你會覺得怎麼民國113年了還有這種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立法這麼久了，法扶也成立這麼久，我們以為大家都知道了，原來還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就會以為無路可走，失去希望。」
早在立委王世堅以「薯條三兄弟」稱呼台灣三大融資公司之前，3年前林永頌及多位律師就開始呼籲訂立《融資公司法》，但至今沒下文。林永頌熟悉融資公司議題，因為20年前卡債風暴時，他便替那些被稱為「卡奴」的貧困負債者打官司，持續至今。每月有2次，他與幾位律師提供免費法律諮詢，並協助後續訴訟，律師費低得跟當志工差不多。
他當律師近40年了，一路上參與過的司法案件，恰好像是台灣社會的演進縮影。
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
從世俗角度，林永頌從求學到工作都是妥妥的人生勝利組，台大法律系、法律研究所畢業，所謂「台大純血」；接著考上司法官、律師，他選擇當律師，那時律師錄取率極低，一張律師執照猶如通往財富之門的保證卡。
他卻說，當年其實最想當法官，「可是當兵時我發現我不該去當法官，因為法官在體制裡面，我個性很衝。而且我經驗不足，有時候是清官害死人，你覺得自己正直，不會拿錢，可是你沒有第三隻眼睛，經驗不足就可能誤判。」
他進入全台四大律師事務所之一的萬國法律事務所，4年後自行開業，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包括義務替工殤勞工打官司、冤案救援、司法改革。
但他說得很淡，虔誠基督徒的他僅以「還願」解釋，「當年我跟我太太要開業，我太太也是律師，自己開業都會沒把握，我們也會像一般民間信仰，求保佑，事務所不一定要賺大錢，至少可以經營下去。我們就跟上帝立了一個約，其中一項是每個階段至少關心一個弱勢團體。你可以說我是還願，三十幾年了，我們確實沒有缺過，沒有賺很多錢，但夠用。」
他早在萬國擔任受雇律師時，就替雛妓、工殤受害者義務打官司，後來接觸到冤案，那是1998年，男子周峋山被控與友人吵架後將友人打昏，再淋汽油燒死友人。「當年還沒有法扶，死刑案件如果有疑點，台北律師公會就會派理監事當辯護人，有點像苦差事。」
一名任職大型事務所的朱姓女律師分配到此案，接手時已死刑定讞，「可是她覺得有些疑點都沒有釐清過，她有點難以接受，雖然嫌犯是人家講『死了沒人哭』，沒有家人的人。」當時民間司改會已成立，林永頌是執行長，朱律師找林永頌求助，最後約到9天後大家去拜會當時的法務部長城仲模，因為死刑犯要由法務部長簽署才執行槍決。「我們不敢說周峋山是冤枉，但至少給他機會。當時城仲模形象不錯。」
拜會那天，「城仲模說，有些死刑案件他也覺得罪不至死，或可能是冤枉。我想他這樣講就有機會。但後來，一個幕僚跑去他旁邊咬耳朵，接下來城仲模就說：『我昨天批了。』」林永頌一聽，當場爆炸，大罵城仲模，陪行者勸他別太激動，也許還有機會，林永頌卻說：「我爸爸當過監獄管理員，我知道今天批就是今天死。」
法務部制定的《死刑執行要點》，是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
周峋山死刑定讞7天後就被槍決，辯護律師甚至是在槍決隔天才收到死刑判決書。那次事件後，法務部才制定《死刑執行要點》，「用周峋山的血換來的！」蘇建和等3人成為第一批暫緩執行的死刑犯，多年後終於平反。
著名的徐自強冤案也是。1995年9月1日，一名建商遭擄人勒贖撕票，嫌犯落網後，供稱是與徐自強等4人共同犯案。2000年徐自強死刑定讞，徐媽媽四處喊冤。「每個媽媽都說自己的小孩是冤枉的，我就問徐媽媽，怎麼確定兒子是冤枉的？我想看看她的反應。她說，法院寫的犯案時間，徐自強人在家裡，根本沒出去。我就覺得有點不一樣。」
徐媽媽說，案發9月1日，正是徐自強兒子小學一年級開學日，中午下課後，徐自強將兒子接回媽媽家，一起吃午餐。徐媽媽經營家庭美髮，林永頌說：「有雇一個高職生當洗頭小妹，小妹也有看到徐自強。為什麼法院不傳這個小妹出庭？你先傳喚，至於要不要採信，之後再說，但法院連傳都不傳。」
此外，建商是早上約9點在大直被擄走，約11點在汐止山區被殺害，而徐自強那天早上曾去桃園龜山郵局領錢，當年監視器稀少，但幸運地，郵局監視器有拍到，時間是10點47分。法院卻說，徐自強有參與擄人，只是沒參與撕票。至於犯案證據，只有其他幾位嫌犯的自白，別無其他。只是，其中2名嫌犯先前各欠徐自強數十萬元，徐自強當年開檳榔攤，經濟無虞。
林永頌替徐自強聲請釋憲，再次幸運地，大法官很快做出解釋，刑案不能僅有共犯的自白作為證據。案子在各級法院來來回回。林永頌回憶，徐自強一度想放棄，那時已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羈押超過8年的嫌犯若還沒能定讞，可減刑，徐自強已被羈押十多年，因此到了更九審，法官問徐自強是否想適用《速審法》。
「法官沒有惡意，可是，那表示你有罪，才需要減刑。結果徐自強跟徐媽媽商量後竟然答應，我嚇一跳，說『你們要投降？』他們才說，因為覺得律師太累了。我說如果是這個原因，你們絕對不要考慮，再久我們都會幫忙。」徐自強才改變心意。就在那一審，2015年，同樣9月1日，法院宣判徐自強無罪，離案發整整20個年頭。
RCA案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
這段漫長期間，2004年法律扶助基金會創立，林永頌擔任台北分會會長，幾乎一半的時間都用在法扶，不僅如此，他還接了著名的RCA案。1970年美國無線電公司RCA在台灣桃園設廠，1992年關廠，不久被爆出長年排放有毒物質，土壤與地下水皆遭汙染，且越來越多員工檢查出罹癌，至2001年共1千多名前員工罹癌，其中2百多人已癌逝，員工們組成自救會，提告RCA。
過程頗複雜，2001年林永頌就答應擔任律師，組好律師團，自救會卻在沒告知林永頌下，自行到美國打官司，碰壁後再回台提告，那已是2007年，林永頌輾轉得知，這次自救會只請到2位律師，且其中1位懷孕，連法官都看不下去，「RCA那邊請了理律，全台最大事務所，加上另個大所，共8個律師。法官就覺得，我的媽呀，開庭時一邊8個律師，另一邊只有2個，有時只來一個甚至沒律師來，滿不公平。」
林永頌其實心裡有氣，當年組好律師團後卻被自救會丟在一旁，但又忍不住打電話關心，結果，自救會再次求助他，那時他忙於法扶，婉拒。1個多月後，「懷孕的女律師來找我，說她快生了，但下個月要開庭，問我可不可以接。我想說妳懷孕快生了關我什麼事？」他心裡還在氣。
但，所謂刀子口豆腐心的人常是這樣，「可是我也知道很不公平，我就把台北法扶的律師找來，問大家同不同意接RCA案，結果他們說『如果不接，那我們台北法扶算什麼？』」
第2次律師團就這樣組成。只是，這件案子難如登天。首先，汙染與癌症的關係並不像車禍後受傷那樣立即可見，怎麼證明罹癌與長年喝被汙染的地下水有關？何況，可以提告的時效早就過了，法律訂立時沒人想到，有些傷害會十幾二十年後才顯現。另外，RCA幾十億資產早被移轉到國外母公司，自救會就算贏了也拿不到錢。
受害者太多，官司漫長，一晃來到2015年，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奇蹟似地，自救會贏了！法官並罕見地採用「揭穿公司面紗原則」，讓RCA即使脫產也賴不掉，母公司須連帶賠償5億多元。2017年二審，高等法院將賠償金提高到七億多元。如今，部分賠償金已發放，自救會捐出一部分金額，由勞動部成立公益信託，作為未來弱勢勞工打官司的經費。
至今訴訟仍在進行中，但已創下多項紀錄。林永頌說：「不完全是律師的功勞，很多專家學者幫忙，如果不是這些流行病學、病理學的老師站出來說明，我們不會贏。」當初有料到案子會拖這麼久嗎？他答：「當時我那麼猶豫要不要接，主要就是這一點，我那時候四十幾歲，但這案子不知道要打多久，我不能夠起個頭之後就不理它，除非我倒下去，另當別論。」而今他已65歲。
一年協助三萬名卡奴，即使過年召回工作，但我們很高興！
他接的幾件大案子，都反映了某種時代病徵，冤案凸顯了當年司法制度的粗糙，《刑事訴訟法》後來多次修法；RCA案是工廠毒害環境與勞工健康的典型。與RCA案大約同時，林永頌還接了「卡奴」的案子，那是另一個時代悲劇，2006年的卡債風暴讓不少人燒炭自殺，據金管會統計，當時全台卡奴達52萬人。
當年，關心弱勢的立委簡錫堦注意到嚴重性，找來同為立委的徐中雄及律師林永頌商討。林永頌與4位卡奴碰面，印象最深是某位男性，本是大老闆的駕駛，小孩早產體弱多病，常得請假帶小孩看醫生，因此被解僱，改開計程車，偏又遇上SARS，開始刷卡借貸，債務逐漸累積到幾百萬元。
「媒體都說卡奴是奢侈浪費，當時我對這個議題也不了解，我就像媒體一樣，問他有沒有買名牌，他說沒有，又說曾經想自殺，因為一直在還錢，像他那天跑了17小時的車，有錢就還，債務卻越來越多。」心直口快的林永頌忍不住回說：「哇，開17個小時，誰還敢坐你的車啊！而且有還錢的話，債務應該越來愈少，怎麼還變多？」
「當時我真的不懂，後來才慢慢懂。」當年信用卡循環利息動輒20％，加上驚人的違約金，卡債往往3、4年就翻倍，7、8年變2倍。此外，各家銀行無視辦卡人的償還能力，浮濫發卡，在高額利息與違約金下，不少卡奴的卡債動輒數百萬元。銀行催債也狠，有些卡奴就在不堪逼債下輕生。風暴數年後，金管會才開始管制利息、違約金與催債手法。
徐中雄、林永頌等人也成立「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義務協助卡奴，並催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讓經濟困難的卡奴可「更生」或「清算」，不需走上絕路。「我們本來1年大概接2萬件，法律通過後，我在農曆過年時把員工都叫回來，因為1年變成3萬件，但我們很高興！」他們一件一件協助，卡奴們陸續重生。
壞的司法官罵我，應該的，難過的是好的司法官也站他們那邊。
怎料十多年後，債務問題捲土重來，這回，掀起爭議的是融資公司，標榜可借車貸、機車貸、手機貸等各式貸款。融資公司並非銀行，不受相關法令限制，從利息、各種高額的花式費用到催債手法，都無法可管。林永頌說：「現在最嚴重的是開空白本票，例如你借40萬，我只給你32萬，要你簽空白本票，簽完我再寫60萬。」
更失控是，有些融資公司的業務員或代辦公司，甚至與詐騙集團勾結，民眾在被詐騙後，又被詐騙集團慫恿向融資公司借款，陷入更大的債務黑洞，受害者眾，林永頌就說：「代辦現在也是問題很嚴重的一塊。」
長年義務協助弱勢者打官司，不過，法律圈中並非人人喜歡林永頌，因為他訴求司法改革且尖銳批判，一如他常形容自己的個性：很衝。他不只當年嗆法務部長城仲模，擔任司改會執行長時還推動「法官評鑑」，第1年由二百多位律師評分，最後公布6位不及格法官的姓名。
從冤案救援到法官評鑑，都在法界引起強烈批評，不少人認為林永頌仇視法官。林永頌解釋：「任何國家的司法都會有錯，差別在多或少，以及後來的態度。」他說，司改會的角色正是監督，否則何必存在，但監督勢必「讓司法不舒服」。「壞的司法官罵我，應該的，真正讓你難過的，是好的司法官也站在他們那一邊。」
他又說，但有些司法官轉任律師後，會開始向他聊到某某法官「怎麼可以這樣，這麼不公平」。「現在他們當律師，就會看到不同的法官、檢察官。他們以前當法官，他的同事在法庭上長什麼樣，他不會看到，但我們看得到，就像律師形形色色，我也不見得知道別的律師在法庭的樣子。」又說：「我到現在都還是第一線的律師，我知道有很多非常好的法官，勞心勞力，但也有很不好的。參差難免，但不能差太多，差太多為什麼不處理？」
恨怎麼會成為動力？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
林永頌又聊到，也有司法官指他是當年考司法官口試沒通過，才想做司法改革。「當然不是。恨怎麼會成為動力？」他說，當年放棄法官選擇律師，「講白一點，律師賺的一定比法官多，所以我總覺得欠司法一份情。我熱愛司法，司法最重要就是法官，可是法官光是把案件辦好就沒時間了，法官也不適合做社會改革，我既然當律師，就花點時間做。」
他考司法官另有一段故事。第一次他是全國榜首，但國文科僅48分，當年規定國文須60分才能錄取。「可能我思想不純正，第二年再去考，我不要寫得這麼嗆就好。」第二次，他依然前幾名，這次國文有及格，進入口試階段，卻意外地沒通過。第三次才考上。
他回憶，讀研究所時曾替林義雄之妻方素敏發傳單，當年林義雄因美麗島事件入獄，方素敏代夫參選，「我傻傻的，穿系服發選舉傳單，被職業學生盯上。」
同為律師的司改會董事長黃旭田為我們補充，現在的司法官確實會在口試階段刷掉約10％，「但以前不會，筆試及格的口試都會及格，口試不及格的可能好幾年才會有一位，林永頌的前一位，應該是現在的考試院長周弘憲，他當年幫黃信介發選舉傳單。」黃旭田又補充，他認為應該還有一個更早的原因，林永頌的父親，正是當年基督教長老教會通過「人權宣言」的要角之一。
1977年，長老教會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籲請政府「使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引發震撼。林永頌的父親林清泉當時是長老教會總常委，正是人權宣言的草擬者之一。
黃旭田又說，很多人覺得林永頌精明強悍，「他接很多刑案，在司改會發言也常站在最前面，所以很多人覺得他很凶。」但黃旭田說，林永頌私下十分關心身旁的人，「我當律師不久，他就常提醒我健康很重要，還問我要不要一起打太極拳。一直到現在，他還是常提醒我注意健康，問我有沒有運動。」
黃旭田笑稱自己被林永頌「耽誤一生」，林永頌年輕時曾短暫任教補習班，黃旭田是他的學生，幾年後兩人在法院附近相遇，當時司改會剛剛創立，「他就說『少年耶來喲』，問我要不要加入司改會，他碰到人就問。」
做公益其實極耗時間心力，你們為何願意？黃旭田反問我：「你覺得做律師的人每一分鐘都快樂嗎？」我想起曾看過一篇文章寫律師是極不快樂的職業，便答：「好像大部分的律師都沒有很快樂？」他說：「而且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對不對？那你覺得做公益的時候，會不會大部分時間都不快樂？」我搖頭：「不會。」黃旭田又說：「那你要選擇快樂還是不快樂？並不是我比較高尚，是我懂得透過這個過程，我可以享受愉快。」
如果他們因此而有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
卡債受害人自救會的執委李君妮，從卡債族轉成志工已3年，她說，林永頌開會時確實偶爾講話較凶，「可是離開會議室，私底下他很可愛，會鼓勵我們，有時候還會說『我的脾氣不好，那天怎樣怎樣…』」
性子急，因為時間有限，要協助的案件卻太多。幸而，總是會有一些回報的時刻，不是金錢，林永頌形容：「如果他們因為債務解決了，而有一些些的放鬆跟微笑，我就覺得我很滿足。或者像徐自強，更九審宣判無罪，他跟媽媽擁抱，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一刻。」那描述與黃旭田說的幾乎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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