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林鈺雄教授的全文分析見解如下：
一、緣起：國安拉警報？
日前，賴清德總統宣示17點國安戰略調整，拋出回復平時軍事審判的震撼彈，引發各界熱議。先說明背景，我國自2013年8月修法採平時、戰時二分法，平時改由普通法院審理現役軍人案件後，諸多問題逐漸浮上台面。例如，外界（含藍綠立委、國安單位、主流媒體等）對普通法院審判共諜、洩密案的歷來質疑，包含審判效率低落、量刑普遍偏低、忽略軍隊對軍紀需求、法官欠缺專業培訓及軍事專業不足等。這些接踵而至的批評，綜合來講，多半指向欠缺嚇阻作用、加速軍紀渙散及不足應對系統性滲透的擔憂──這似乎也是賴總統猛拉警報的出發點。
外界批評，眾說紛紜，我無意話說從頭；但症狀即便診斷正確，也要評估處方是否對症下藥。我在前文（「軍事審判制度：我們還有明天嗎？」）提到應「審慎以對」，肯定賴總統正視國安威脅，但我認為回復平時軍事審判制度的政策處方，「未必是唯一一條或最好的出路」。為何我持保留態度呢？先來談這個回復軍審政策面臨的實踐難題，再來比較可行的替代方案。
二、回復平時軍事審判：有什麼挑戰？
從這幾天官方發布的有限資料，我還無從掌握這個轉向的具體規劃藍圖為何。但從賴總統宣示、國防部記者會及顧部長發言的蛛絲馬跡，可以推斷大體架構將「回復2013年修法前平時軍事審判舊制」，僅小幅調整，例如縮小事物管轄範圍（限於現役軍人涉犯叛亂、利敵、洩密、廢弛職務、抗命等違反軍事職責的犯罪案件）、加強程序保障（僅有宣示，內容尚不明）。但從理念到做法，這恐怕還不足以消彌各界對軍事審判根深蒂固的疑慮。
我不打算討論修辭學（「不是回復，而是重新打造」）或陰謀論（「賴總統打算軍事戒嚴」），也暫且撇開突然轉向的「社會對立成本」。我先從訴訟法的專業角度，分析幾個將來會遭遇的具體挑戰。
其一、既然大體架構是「回復2013年修法前的軍審舊制」，那就表示舊制難題也會延續，尤其是繼受「現役軍人、非現役軍人共犯，分割審判」的舊制缺陷。
簡言之，平時軍、民共犯情形，將來也只限現役軍人循軍事審判，而依《憲法》不受軍事審判的非現役軍人，仍然由普通法院審判，也就是程序徹底分離。這種軍事、普通兩套刑事程序平行追訴、分離審判的結果，不但浪費有限司法資源，裁判也可能矛盾，影響法安定性與司法信賴度。而臺灣近年來軍方洩密案的常態模式，正是軍、民共犯：敵方幾乎都是先吸收（甫）退役軍人，再利用其人脈去滲透現役軍人洩密叛國；前幾天震驚各界的「雄三飛彈洩密案」，也是複製這種滲透模式。須知，現制再怎麼沒有效率，軍、民都由普通司法系統一併追訴、審判；回復舊制後，勢必兩套追訴、分割審判，重複投入資源，普通檢察署及法院任務仍未解除，真的會更有效率嗎？
其二、類此，除了不同被告分割審判問題外，舊制還有同一被告現役軍人所犯各罪的分割審判問題（舊軍審法第34條）。簡單說，一個通敵洩密犯罪，往往由數個不同的行為所組合，各自符合不同的罪名，經常分屬普通、軍事的不同審判權，因此要規範究竟歸何者審判的基本問題。將來平時現役軍人犯軍事職責犯罪改歸軍事審判後，犯罪事實另犯其他犯罪的部分，如何合併審判的老問題，就會重出江湖。
其三、同樣會重出江湖的燙手山竽，還有現役軍人身分得喪變更而導致的審判權變更問題，例如，軍事審判中的被告現役軍人（被）退役，然後呢？該不該移交普通法院審判，另起爐灶？再如，軍事審判中若「變更起訴法條」，導致案件應改歸普通法院審判，或相反情形，都會導致整個審判重來一遍，造成訴訟拖延。
其四、另應注意，我國現今國安犯罪的繁複類型，早已超越「現役軍人犯軍事職責犯罪」的光譜，犯罪行為人很多不是「現役軍人」，且所犯罪名也不限於「軍事職責犯罪」。換言之，即便回復軍事審判舊制，估計大部分國安案件依然歸普通法院審判，現制的所有弊病，只要不改革，也都會持續。
以上所示問題，僅是冰山一角，一個比一個棘手，且都直指「審判效率不彰」的後果─但這不正是要鐵腕改革現制的關鍵理由嗎？更何況以上還沒有處理，平時軍事審判如何達到當代公平審判要求的根本命題，以及已經12年沒有實際審理經驗的軍法官們，何能一夕之間接手軍事審判重任的實踐難題。
三、替代方案：普通法院軍法官參審的國安法庭
既然現制有缺失，回復舊制也有疑慮。那到底該怎麼做？衡量公平審判、追訴效率、軍事專業及平時轉戰時的危機準備這幾項重點指標，「維持普通法院審判，但大幅改革為搭配軍（法）官參審的全套國安法庭」，或許是可行性較高的替代方案。
第一、引進「軍法官參審制」。從軍事案件審判的比較法制可知，有的國家明白要求具備軍事專業知識或軍事相關歷練者，始得擔任承審法官。我國普通法院的職業法官，普遍很難達到這項標準，而這正是「專業參審制」的目的。在不回復平時軍事審判的前提下，可以考慮的改革方向是：於普通法院的建置下，由職業法官與參審軍法官共組參審合議庭，平時審理國安或軍事相關案件，一來彌補職業法官軍事專業知識的不足，二來培訓軍法官的法治歷練與審理能力。三來，這同時也是為將來「平時轉戰時」的潛在危機做準備，萬一戰時轉入軍事審判，這些平時熟練審判事務的軍法官們，可以立即投入戰時軍事法庭，處理現役軍人相關的叛國、通敵、逃兵或抗命等犯行，維持戰時軍紀。
第二、打造「量少質精的全套國安專庭」。「全套」是相對於司法現制的「半套」國安專業法庭而言。近年來，司法行政主管在各級普通法院廣設「國安專庭」，以回應外界對審判效率低落和軍事專業不足的質疑。雖名為國安專庭，實際上和原住民或性侵害專庭類似，其實僅是一種法官事務分配的權宜之計，談不上真正意義的專業法庭，專業培訓不足、成員輪調頻繁、法律見解歧異，問題仍在；同一名法官今年才剛在國安專庭、明年輪調性侵害專庭，也不是新聞。然而，全國二十幾個各級法院普設國安法庭，由數百名以上法官輪流去參與國安案件審判，恐怕不是最有效的司法資源分配。事實上，在司法嚴重過勞且員額長年不足的現實司法環境中（這點除了悲哀，還是悲哀！），根本不可能期待有那麼多有能力、有意願的法官去承辦國安案件（事後還要被出境管制3年），遑論接受深入專業培訓。
可能的替代方案，在於「量少質精」：集中有限司法資源，於普通法院系統打造符合效率與專業需求的真正國安法庭，包含搭配前述軍法官參審，降低職業法官人力需求。具體而言，先修改管轄權規定，限縮全國國安法庭總數，例如把特定國安案件的土地管轄權，集中配置到全國北、中、南、東四個地方法院和一個高等法院，並對其少量專庭法官進行真正專業培訓及減輕案件負擔獎勵，搭配軍法官參審制，期使國安專庭量少質精，成員穩定、專業增強、見解統一、審判集中。此外，同步調整國安法庭的事物管轄規定，先限縮在具高度威脅的核心國安或軍事犯罪案件；畢竟子彈有限，散彈打鳥只會一事無成。
四、小結
總言之，如我前文所述，面對節節進逼的灰色衝突與民主威脅，調整國安整體戰略，勢在必行且刻不容緩。徹底改造現行國安案件的審判結構，屬於調整的其中一環，一來要在公平審判前提下，大幅提升平時國安審判的效能與專業，有效應對威脅；二來要當真做好平時轉戰時審判的接軌準備，務求未雨綢繆。從公平、效率、專業、接軌準備和凝聚共識而言，相較於逕行回復平時軍事審判，普通法院軍法官參審的國安法庭改革，或許才是法治國家應對民主威脅的更佳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