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後一年，和花蓮門諾醫院的藝術治療師謝欣璇通話這日，她正帶完崇德國小的藝術治療活動不久，後續傳了幾張畫作和我們分享。主題是地震，她引導的方式是：把燈關掉，放地震的聲音，「我讓他們從聽覺去感受，問這個聲音給他們的感覺是什麼？是什麼顏色的？什麼形狀的？」
她讓小朋友寫生腦中的地震印象。崇德國小靠山，畫裡於是山脈矗立，山上有巨石滾落，石頭有臉，表情憤怒。另一張畫，則是山在哭泣。
震後瘡痍 滿布傷痕的山在哭
時間拉回一週前，我們剛隨花蓮地震寫生團的成員們前往太魯閣，見證那些哭泣的山、憤怒的石。因為開放的時段有限，寫生團核心成員王煜松算好時間，開車載著我們和另外3位成員一起從花蓮市出發。沿途不時有人叫我看向窗外，是傷痕滿布的山，一道道土石崩落的痕跡像傷疤，滿目瘡痍的灰取代了綠，車上瞬時陷入短暫的沉默。
進入峽谷不久，車底傳來異聲，隨行的另一位成員黃政強下車查看，原來是樹枝卡住了輪胎。狀況排除，我們繼續往山的深處前進。曾經的觀光勝地，如今人跡罕至。我們原先想到已全面停業的山月村看看那顆被寫生團畫過的巨大落石，結果岔路已被工班封住。
最後只好把車停在附近的空礦處。王煜松一行4人帶著畫筆，下車為山壁寫生，同時和我們聊著一行人如何在花蓮的「綠地畫室」結識，還說網紅阿翰也曾是畫室學生。大家先後都考上台北藝術大學，在外繞了一圈又回到花蓮…忽然，對話被轟天的巨響打斷。
原來是山壁鬆動，裂下一顆約半台轎車大小的石頭，砸入溪中，挾帶的煙塵久久不散。眾人傻住，又說：「我剛才以為是打雷。」不久，巡邏的警車緩緩駛過，確認無災情後又離開。第一次目睹山石崩落的王煜松示意要我們再等一下，等狀況穩定再上路，見氣氛緊繃，又開玩笑：「你們真的是冒生命危險陪我們來這邊。我們等一下快速開過這一段路好了…」
離開落石段後，王煜松回憶方才景象，才說：「你不覺得剛才石頭掉下來的瞬間，時間好像變慢了嗎？石頭定格在那邊。」
像是在形容震後的花蓮。集體創傷、百業蕭條，不知道何時能恢復震前的景象。
王煜松和我們談及，去年地震當下，他人並不在花蓮。那是4月3日早上7點58分，花蓮發生規模7.1的強震，是台灣繼921大地震後，25年來規模最大的強震，造成18人罹難，上千人受傷，另有多棟房屋倒塌或半倒。
若按原計畫，事發時王煜松應該正為了布置另一個展覽，在從花蓮前往金瓜石的路上，「如果不是行程提早了一天，我可能就是被困在蘇花公路裡的其中一人。」
馬路裂口 對蹠點是福爾摩沙
這不是王煜松第一次在家鄉遇災時缺席。2018年2月6日夜間，花蓮發生規模6.2的地震，同樣造成嚴重災情。當時王煜松正在台南藝術大學讀造型藝術研究所，趕回花蓮確認家裡狀況後，又到朋友住的雲翠大樓查看。朋友已經逃離，傳給他震後拍下的影片，「附近的粉塵很像災難片現場，整個城市灰灰的。晚上，救難人員打超亮的燈，在雲翠大樓尋找生還者。」
隔一條街，他又看到「中山路整條馬路都裂掉。我想，這個裂痕一直裂下去，會到哪裡？地球的對面是什麼狀態？科學名詞叫『對蹠點』，我一查，發現是阿根廷的福爾摩沙省。」
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一個小小的念頭，後來衍生成裝置藝術作品《兩個福爾摩沙》。他在展覽的空間鋪滿磁磚，再打造出寬40公分、兩側還有高低差的裂痕，「後來我去網路上找阿根廷的人幫我錄音，請他們編造日常聲響。因為我想像，我們這邊雖然地震，但那邊還是過著很日常的生活。所以裂縫中會傳出西班牙語，我還去找南美洲的植物，讓它們像從磁磚裂縫中長出來。」
那是他第一次以藝術的方式，記錄地震造成的傷痕。身為花蓮人，王煜松對地震再熟悉不過，其說法是：「我們從小就是每1、2個禮拜會遇到1次小地震。地震對我們來說，是很平常的事，你只能跟它共存。可是這一次不一樣。你知道我們那時候幾乎連續2個月，是每天都地震…」
樓倒拆除 上萬噸殘骸堆成山
他一邊駕車，一邊描述對地震全新的體悟：「我覺得真正可怕的，反而不是主震那一天，是之後的餘震。最可怕的也不是地震當下，是地震之前的聲音。地鳴嘛，2、3秒之後地震才會來，可是在那幾秒裡，你心裡的恐懼是很巨大的，因為你不曉得這次會不會又更嚴重？某些建築可能撐過了主震，但已經損壞，接下來的餘震是不是還能撐過去？」
花蓮人有個笑話是，地震發生時，會逃出去的都不是當地人。此事在去年也有了改變。王煜松說：「（主震）過後幾天，我在家附近騎腳踏車，又遇到地震，就看到整條路的人全部跑出來。有時是半夜1、2點，有人就直接拿枕頭、棉被睡在騎樓。」
再度起心動念以震災為創作主題，是因為地震後不久，他發現半夜總有大卡車，一直往他家的方向開，「我想說他們要開去哪？結果是國福土資場。」那是位於花蓮市郊河堤邊的一大塊空地，天王星大樓、北濱街民宅、富凱大飯店及統帥大樓等建物拆除後的土方，皆暫存於此，總計約11萬噸的殘骸，堆成一座座小山。
一個晚上，王煜松偕同幾位一起學畫的朋友去吃宵夜，途中興起，想記錄下這奇異景象，「剛好手邊也有一些簡單的鉛筆、炭筆，我們就去現場看一看，直接坐在那邊畫。」
其中一位成員即是黃政強。他也曾是綠地畫室的學生，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期間，畫室老師、藝術家潘信華決定專心創作，將畫室交給黃政強接手管理，他每週往返花蓮、台北，勉力把畫室維持下來，王煜松後來就成為他第一批學生。
先於藝術 記錄災變自我療傷
黃政強和我們談起寫生團初次出團當晚，一群年輕人跑到河堤邊看廢棄物，可疑行徑甚至引來警察關切，懷疑他們是要去偷東西。但他們只是戴著頭燈在寫生，炭筆線條寫意奔放又抽象，畫的當下既沒有思考「這是不是藝術？」也不去想「之後是不是要展覽？」
就像王煜松說的：「這是一個還沒來得及思考藝術是什麼，就先行動了的事情。我們很單純，就是想為震後的家鄉地景，留下一點紀錄。」
他說：「震後我有個感受是，特別在花蓮，災難發生後，政府的傳統想法就是你最好不要留下任何痕跡。譬如受傷，最好都不要留下傷疤。可是像日本，他們會可能會立碑，弄一個紀念活動，用比較軟性的方式去面對，而不是逃避。我覺得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也有點像這樣。」
你們要把傷疤記錄下來？「對。記錄的過程，也是療傷的過程。」王煜松說。回想初次出團那晚，天空在打雷下雨，也未澆熄他們的熱情，這些景像都被記錄在紙上。
那陣子，花蓮正好有間畫廊找黃政強合作開畫展，他順勢提及寫生團，雙方原已談妥，結果對方看到畫就退縮了，「性質不同。畫廊是要賣畫的，但我們畫的，都是像草稿的東西。」
被拒絕後，反倒激起要展出的決心。其時花蓮跳浪藝術節正好以「地震」為主題在策展，王煜松主動提議加入，跟著策展團隊向文化局提出申請，讓他們在白天時間進入土資場查看。
那是去年7月9日，這次王煜松的學妹吳優也加入了。她在筆記寫下：「初來到（國福），還在想要以什麼樣的心態去踩在這些房屋之上。我是什麼人？去這樣看他們的家？去想像，去談論，去畫？」
吳優用「還存在的已不存在的大樓們」形容眼前看到的景像。今年24歲的她，和王煜松、黃政強一樣，在花蓮出生長大，因為喜歡畫畫，結識了一眾在畫室聚集的年輕藝術家，後來也考上北藝大。她回憶，2018年2月6日地震時，她還是花蓮女中的學生，「高三，正在畫畢業美展的壁畫，我就把倒掉的統帥飯店畫進去。」
近6年過去，再一次強震，她已大學畢業，回到同一所高中當代課美術老師。去年地震發生時，她剛起床，「第一節沒課，所以睡得晚一點。震完後，群組裡已接獲消息說學校有災情，我要趕去學校幫忙。結果一出門，想說我們家的院子怎麼變大了？我怎麼看得到我的鄰居？才發現（隔在2戶中間的）圍牆直接倒掉。」
學校的建築未倒，但其中一棟也變成危樓，鋼筋外露、梁柱傾斜，「是我上課過的地方。陶藝教室在那邊，很多很重的轆轤啊，我們都要搬出來。主震後1、2週我們都戴著安全帽在搬，也是冒著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倒下來的風險。拆除時噪音太大，我們改線上授課，我時不時也會回到學校，看一下那棟樓拆除的狀況。」
沒有想到再見面時，已成無法辨識的土方堆，「當我進入土資場，管理員阿姨就指著其中一堆山，說這是花女的那一棟。我看著它一路拆，都不曉得什麼時候運到這邊了。我很努力想從殘骸裡找到我認得的東西，但其實都認不出來了，都已經變成水泥跟磚塊。我也可以稍微從縫隙看到包裝紙啊、浴室裡的東西…我們就這樣子踩在別人的家上。當那些建築在市區裡消失、變成空地，你會誤以為這棟建築物已經不在了。但是事實上，它什麼都還在，只是轉變成碎塊了。」
一段話，為我們解釋了為什麼他們如此急於記錄下災變後的家鄉風景，就像吳優沒來得及記下校舍未拆時的模樣。我們隨寫生團重回舊地，土方不動如山，用薄薄一片鐵皮圍起來，再覆上黑紗網，但形同虛設，鋼筋纏成一團竄出，有些地方甚且因堆放太久，已經生根長草。
迴游家鄉 創作承載記憶變遷
這些畫面都被他們記下，從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在3個不同的空間展覽。綠地畫室至今仍保存著跳浪藝術節時展出的5面櫥窗，其中一面畫著花蓮的沿海地圖，註明ABCDE五個點，正是他們出發前往畫下記憶變遷的地點。
A是國福土資場，B是萬榮野溪溫泉，C是東華大學化學實驗室，D是東山安樂園，E是清水斷崖。但他們記錄的地點遠不只如此。我們抵達花蓮的第一日，黃政強和另一名成員張峻閡開車載我們在較近的幾個地點做了巡禮，一棟棟已被清空的大樓，徒留空地，包括曾經存在著天王星大樓的轉角，以及在張峻閡家附近矗立40多年，如今被夷為平地的翰品酒店。
和多數的寫生團成員不同，張峻閡並非科班出身的藝術家。今年37歲的他，生於宜蘭，長於花蓮，大學時西向求學，取得交大土木系碩士學位後，沒有猶豫就回花蓮工作。他說：「我在外地求學時，就知道畢業後要回花蓮生活。」
為什麼？「在花蓮生活滿…奢侈的啊。我們抬頭就可以看到藍色的天空，不用多少時間就可以到海邊。想看海可以去七星潭，想看山就來太魯閣。我在西部的時候，沒有辦法看到這麼飽和的色彩。」他畫過一張〈太魯閣的山〉，藍天、綠山和海岸都色彩斑爛，山上的植被如五彩礦石繽紛。作品於2024年完成，他說：「畫的是地震前的花蓮。」
因為喜歡畫畫，他在閒暇之餘創作，接連獲得宜蘭獎、全國美術獎、中山青年藝術獎等，也獲得個展機會。2021年，經濟狀況許可了，他在太太支持下辭去公職追夢，專心創作，還考入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研究所，結識了當時的同學黃政強，進而成為寫生團夥伴。
震後，張峻閡特別去畫了拆除中的翰品酒店，他跟我們說：「這飯店從我小時候就存在，所以我對它拆除時，廢棄物還沒被運走，怪手還站在上面作業的景色印象特別深刻，把它記錄下來。」
直面困境 拒被貼受害者標籤
張峻閡也帶我們回到當時作為展覽空間之一的「0403共享空間」查看。那是位於康樂街的一戶店鋪，2023年時被花蓮高中的美術老師王文宏買下，花了9個月時間裝潢，希望能打造成藝文展演空間，展牆提供藝術家發表作品，還有小舞台能邀請音樂家表演，也賣一些食物。王文宏告訴我們，他腦中的想像是「深夜食堂」般溫馨的人情場所。
然而，就在開幕前半個月，地震發生，裝潢收尾中的房子變危樓，被貼了「必須補強」的黃牌。地震當下，王文宏已在學校，準備要上課。停課後，他回到店鋪，才知因斜對面的早餐店已倒塌，整條街封鎖，「場面很混亂，路上到處都塞。我再進去已經是一個禮拜以後。很慘，廁所幾乎全垮，牆裂到很誇張。但…」他停頓一下，「你們如果要報導這件事情，請不要把我放在受害者的位置。」
我有點驚訝。因為當我們實際到抵店鋪，現場已是廢墟一般的工地，建築僅留牆面和柱子，水泥大量裸露出來，牆上唯一還在的，是去年11月寫生團展覽時，大圖輸出的一張統帥大樓的震後樣貌，整棟樓像被縱向剖開，無數電線穿出，還有居民晾著的襪子、使用的棉被…。
寫生團來不及去畫，便找來拍攝了許多待拆建築的攝影師黃庭筠合作。這些作品集中在王文宏的店鋪展出，原先的規劃是要為這些建築辦一場告別式，「那些照片就是建築的遺照嘛。我們還找了葬儀社諮詢細節…」黃政強說，後來覺得太黑色幽默，站在尊重傷亡者的角度上，才打消念頭。
沒想到幾個月後，作為展覽空間的建築也面目全非，部分地面直接打穿，以利補強作業。我們和王文宏約晚上7點半在此地採訪，張峻閡聽聞面露疑惑，帶我們先來探勘，我才發現根本連好好站著的地方都沒有。之後和王文宏改約在他的宿舍採訪，我問及此事，他笑笑說：「你們不是想在那邊拍照嗎？」我又問，為何強調不要將他放在受害者位置？他只說：「我那時候用我的作品救房子，在網路上賣，賣得很好吔。20萬元的收入，正好是我要付的20萬元補強自付款。」
就連身為地震受災戶，他都希望翻轉為「能量第一線」的角度，他以「很強壯的靈魂，才會把這個東西放在自己面前」自我打氣，莫不也是在為花蓮打氣。
超越作品 重要的是行動本身
王文宏同樣是回流花蓮的藝術家，東海大學美術所畢業的他，是王煜松就讀高中時的美術老師。王文宏還記得王煜松的古怪性格，高一課堂上，他鼓勵學生用特別的方式自我介紹，王煜松於是一邊跳奇怪的舞，一邊脫衣服，最後指著地上的衣服說：「這是王煜松。」然後指著自己說：「這還不確定。」
高三時，王煜松決定考北藝大，王文宏受王煜松母親之託給予鼓勵。「大二還是大三時，他帶著作品回來找我，我看了，把他罵一頓。」那個作品是王煜松拿著自製的超長畫筆，兩端蘸墨，他在一面牆畫畫，但重點其實是後面那面牆。
其實更像是行為藝術吧？王文宏說：「是。」幹嘛罵他？「我怕他餓死。」他說在台灣，能用行為藝術撐住生活的人，是鳳毛麟角，王文宏問王煜松：「真的要闖這一關嗎？為什麼在做這個？」他不置可否。
但2017年，王煜松就以作品《花蓮白燈塔》拿下台北藝術獎首獎，算是拿到進入當代藝術圈的敲門磚。作品起源於他高中時讀到詩人楊牧的《搜索者》，寫他曾在花蓮高中的教室望向窗外的白燈塔。白燈塔後來因港口擴建而被炸落海中，多年後在同一間教室念書的王煜松看向窗外，看不見詩人看見的風景，但想法深植於心，幾年後決定潛入海中找尋白燈塔遺跡，在海裡刻版畫記錄。
王煜松和我們談起那件作品，也說：「其實鋼版上就是很多刮痕，還有一些鹽。我就是在海裡掙扎而已，我也沒看到白燈塔。」我在網路上找到當時的影像紀錄，瘦削的他背著一大塊鋼版，行過堤岸，用幾條繩子綁住自己與消波塊，就下潛入海，尋找著不可能還在的精神原鄉。
王文宏大概和我一樣頗受感動，在籌備想像中的「深夜食堂」時，就跟王煜松說，需要的話這個空間隨時可以使用。震後，王煜松去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要怎麼用都可以。」「他人很好，根本不會管我要怎麼弄。」已然不是當年把他罵一頓的老師。
王文宏說：「《花蓮白燈塔》得獎的是那個行動，而不是版畫。就像你們看到的寫生團，它重要的並不是被掛在牆上的作品，而是行動本身。」寫生團最終被台新藝術獎的觀察人、台藝大美術系和北藝大美術系助理教授張韻婷從跳浪藝術節中單獨拉出來，放入年度入圍名單，看中的也是這件事。
張韻婷說：「他們用寫生的方式記錄災後市容，或者是山裡的情況，是非常直接且充滿情感的行動。剛開始可能也不是想著『藝術』，只是想記錄家鄉的地理變化，很怕這個非常快速的變化，將來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
現地取材 焦黑長廊盡頭有光
台新藝術獎為入圍者舉辦的座談上，也有觀眾提問：「所以這到底是視覺藝術？還是行為藝術？」張韻婷表示：「這些作品的價值，其實來自於他們背後的觀念。它既是行動，也是作品本身。我在裡面看到最感到震驚的，是他們在東華大學燒掉的實驗室裡，用現地的木炭來畫。動人的不只是作品，而是你覺得這個東西被留下來了。藝術在這裡有一種生命力，來自於在地人的自發性。」
東華大學化學實驗室在震後因化學物品翻覆起火，燒了整整22個小時。寫生團進入實驗室內部時，現場仍是一片狼籍，建築內部天花板被煙燻黑，延伸至牆面向下漸層，留有火焰往上竄燒的痕跡。黃政強說：「我也曾經是東華的研究生，有人跟我說管理滿鬆散的，我就帶人趕快進去畫。」
那天出團的成員，還包括王煜松的同學徐立軒，2人國小、國中都是美術班，升高中時，徐立軒進入花蓮女中唯一收男學生的美術班，大學和王煜松都考上北藝大，畢業後又一起考進南藝大研究所，再先後返回花蓮定居。在15人隨機組團、機動性極高的寫生行動中，他們都屬高出席率團員，初次出團時2人都前往土資場，之後也一起到東華大學寫生。
徐立軒在東華大學畫下了整個畫展中感觸最深的一張畫，是他站在燒黑的長廊中央，往另一頭望去，「我用東華大學裡被燒過的炭，畫那道長廊。下午，盡頭有陽光撒進來。」特別提到光，是因為它暗示了黑暗的盡頭處總有希望嗎？他沒有便捷地接受這個說法，只是再一次強調：「剛好我站在比較暗的地方，盡頭就有一道光進來。」
徐立軒在藝術創作的路上，並未如王煜松迅速找到定位且獲肯定。他在我們採訪第2天才加入，當時開車的王煜松是故事主述者，我只能趁空檔和徐立軒講幾句話，聽他說母親是兒童美術老師，他雖遺傳了美術天分，但也最抗拒當老師。就讀北藝大期間，他感覺自己的天分逐漸被稀釋，對當代藝術也有點消化不良，「教授不喜歡我的作品，我也對畫畫失去自信，感覺自己和同學的程度落差愈來愈大。」
天災頻仍 強震餘悸又遇颱風
畢業後，他陷入徬徨，以升學作為逃避，雖然仍持續創作，也在研二那年得到台南新藝獎，但研三、研四又停滯了，甚至跟著前女友的腳步去學做陶，畢業後還到美術用品店打工，「補貨啊什麼的，最後也覺得很無聊，和創作無關。」
1年後，他決定回花蓮。徐立軒說：「就覺得藝術家當不成，至少想要回花蓮，把我在外面學到的觀念帶給小朋友。當老師也是一條路啦。」他開陶藝教室，又熬了1年，逐漸穩定。去年2月，他在東大門夜市租了一間店面，販售陶藝作品，「結果4月就地震。店裡陶器摔壞了一半，生意也無法做了。地震之後，觀光客一路消失到年底，中間遇到颱風，蘇花公路又斷，根本沒有辦法。12月，我就把店收掉了。」
我們當天的採訪，甚至被一則地震警報打斷，錄音戛然而止，後半的內容沒有錄到。地震最後沒有來，大雨來了，當晚我撐傘到東大門逛了一圈，試圖找到他已遷出的小店原址，毫無線索。賣藝品的那條街，也空闊得簡直像公休的日子。
盡頭的光到底在哪裡？我們側訪花蓮縣議員楊華美，主要詢問為何國福土資場的土方擱置了一年沒有處理？她很直接回答：「沒有錢處理。」花蓮在0403震後，共計有近200件紅、黃單待拆或需補強建築，但花蓮本身能夠拆除大樓的廠商並不多，「現在還有一棟馥邑京華，在中華路加油站後方，是集合式住宅，人都清空了，但先前一直未能公費拆除。」她協力在縣府與中央來回往返處理，終於同意公費拆除，「花蓮縣政府技術有困難，只能負責協調當地居民後續，主要由中央來拆，目前仍在等行政院核定的階段。」
拆了之後呢？土方又要運到國福土資場？楊華美曾詢問環保局，土資場的處理究竟卡在哪裡？也是資金。環保局預估處理需要四億多元預算，向中央申請，「應該是被退，來來回回3、4次，最後得到的金額只有2億多元。」
觀光重挫 遊客銳減危及生計
無限堆積擱置的土方，還不是花蓮震後遭遇最大的挑戰，觀光才是。楊華美說，花蓮有好山好水，遊客量一直很穩定，即使2018年震後都沒受到太大影響，只跌了將近一成，「但去年這次，跌到剩2、3成，是10年來我覺得最嚴重的一次。不管是民宿旅館業、餐飲業、遊覽車小巴士，都直接影響到。還有仰賴太魯閣觀光業維生的清潔打掃、做生意的人，全部失業。國家公園管理處說可能八年、十年都無法恢復，現在就是把路鋪好，但是內部的生態、觀光步道等，已經是完全毀壞了。」
中央推的1日遊補助，也未能起到太大作用，「你來就是很快速地遊覽、玩，但不會留下來深度旅遊。花蓮應該要思考的是，太魯閣之外的替代方案是什麼？我們有原住民文化，自然資源也很豐富，能如何利用？花蓮的交通也很脆弱，大家來花蓮，想到交通這麼危險，還要來嗎？台灣的國旅市場衰退已久，多重因素都讓花蓮雪上加霜。」去年底，花蓮縣政府編列10億元預算廣發3千元振興券，也沒能扭轉頹勢。楊華美說：「那是短視近利的政策。」
去年10月底，強颱康納自東部登陸，花蓮震後土質鬆軟，大雨後山區土石流，造成大量樹倒，海岸布滿漂流木，政府處理量能嚴重不足，最後開放民眾撿拾，地震寫生團也再次集結。王煜松說：「我活到30歲，從來沒看過花蓮的海邊看不到海灘，全部都是漂流木。那時撿漂流木變成花蓮的全民運動，路上大家騎機車，前面就是載漂流木。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所以就擬了新的計畫，把漂流木組成畫架，搬回上游。我們一樣是要去寫生，可是我們寫生的畫架，是用漂流木做的。」
藝術治療 畫畫宣洩內心創傷
地震寫生團的行動，並未隨著展覽開啟或結束，而終止、解散，也從未僅止於「寫生」一事。去年夏天，王煜松有感於震災對花蓮造成集體性創傷，邀請藝術治療師謝欣璇加入計畫。他說：「我們本來就想跟藝術治療師合作，因為我們自己就很需要治療啊，我們都是受災戶。更實際面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錢，寫生計畫一路拓展，藝術節給的經費不足，布展我們都自掏腰包，我差點半途放棄，大家也都意興闌珊。雖然一開始覺得這件事情很好玩、很有意義，可是大家也不是大學生了。」
要把災難變藝術，行動力很重要，錢也很重要，「所以後來我就想，不行！就再寫了3個計畫去申請補助，其中一項是社區營造的補助，就是找藝術治療師開工作坊。」王煜松說。
謝欣璇和我們分享帶工作坊的過程，最難的是引導，「他們都太會畫了。但如果畫的時候還想著技法、構圖，那就只是在上美術課。藝術治療指導的基本核心是宣洩，有些事情你講不出來，可以用畫的。」
她分享一位參加工作坊的社工工作人員，畫了一張很多土色的山坡，「想展現的是山被土石流（沖刷過）…就好像臉被刮了一道一道的傷口。她說：『我知道這樣講有點殘忍，可是我每天這樣看著山，就覺得也很美。我們為什麼不能正向地看待這些傷痕？其實它就是變成了一個有故事的山嘛。』」
寫生團曾隨跳浪藝術節的活動，搭乘賞鯨船從海上的角度看清水斷崖，看見山壁整片、整片被刨過的樣子。吳優那時沒有跟著出團，但告訴我們：「那段應該算崩塌最嚴重的一塊。你會看到原本綠色的山，上面的樹全部滑到海裡，禿掉。火車剛通的時候，我經過時難以置信。蘇花公路通車，我開車經過也很恐怖，柏油路面上全都是被石頭砸過的痕跡。」
看見即見證，畫下即證據。吳優說，震後花蓮最讓她不捨的就是山，「山被剝下來很多塊皮的感覺。因為山就一直在那邊，原本覺得它是不會改變的…。」縱使是有故事的山，也是令人情緒複雜的山。
另一個觸動謝欣璇的例子，是剛結束的崇德國小藝術治療活動，她請小朋友重現地震當下的情境，「那天其實天氣很好，可是小孩子卻畫出颳風下雨、石頭砸下來的場景。他們在表現內心混亂的感受。」
正視傷口 回歸最真實的感受
我想起我們在花蓮參觀了吳優和畫家母親一起開的聯展，她說為了警惕自己，特別展出3張童年時畫媽媽的作品，「9歲畫得最好。9歲的時候我非常誠實，畫母親衣服的縫線、垂在額頭前面的頭髮，沒有修飾。11歲就開始學會美化，12歲下筆開始含蓄，追求唯美。我想要提醒自己，盡量回到小時候，那才是最接近繪畫的狀態。我們地震寫生團出去畫的作品，就是要盡可能回到這種狀態，看到什麼就畫什麼，感覺到什麼就畫什麼。」
謝欣璇也對這說法表示肯定，說：「煜松他們去畫畫，同時也在感受那個過程。就像看著自己手上的傷口一樣，傷口正在結痂，但不代表我們就可以逃避、淡忘這件事情。」她傳來王煜松在工作坊裡的畫作，是一張將畫撕成碎片、再拼回畫紙的畫作，「心中花蓮土地的元素，就在那些碎片之中。我記得他談到過去也有類似主題的空間作品意象，裂開的地面、黑暗中透出的光等，也是和他過去的作品做了連結。」
王煜松也帶我們到漂流木還堆積著的海岸，他們一行人爬上漂流木堆，遠眺海洋，規劃著即將到來，將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以漂流木畫架為主題的新展。他們甚至考慮不展出畫作本身，只展畫架，彷彿只展出背後的行動。我們在徐立軒家裡，看見一張他畫王煜松在漂流木畫架上畫一顆石頭的畫，又聽他說，整個寫生團行動中，他最喜歡自己的一張畫，是初次出團的夜晚，畫著畫著，他忽然不想畫土方堆了，想畫人，轉了個方向，畫下正在畫畫的王煜松、女朋友莊梩桉及黃政強。
（缺圖）徐立軒畫下正在以漂流木組成的畫架上畫畫的王煜松。（花蓮地震寫生團提供）
採訪結束前，王煜松說，得挑一張作品給台新藝術獎作為票選抽獎贈品。那時，徐立軒正拿著這張畫，不知誰鬧著說：「不然就送這張？」反對的聲音忽然此起彼落。那是極少數他們畫自己人的畫作，彷彿寫生團本身，就是震後殊異的風景。
離開花蓮隔日，我傳訊息給王煜松，說明後續約訪狀況，他回傳2張照片，是他們載著漂流木前往台北的途中，說：「我們出發去布展了！」非常歡樂的樣子。
而我還陷在側拍的照片中，試圖回想徐立軒後半場的採訪內容，看見一張照片，是他拿著因地震碎成3塊的陶盤，跟我們說他正在學習「金繼」技藝，正視裂痕，修復傷口，使其再一次完整。像一個完美的隱喻，說給故鄉花蓮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