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相人間】318我記得 八個平凡人的太陽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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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18運動（又稱太陽花學運、占領國會事件）爆發，擋下兩岸服貿協議，翻轉台灣本土政治社會格局、令馬英九政權提前跛腳、促成台灣第三次政黨輪替，「公民不服從」精神的展現，也替2014香港雨傘運動、2019香港反送中運動、2022中國白紙運動等大型社會運動創造動能、打開各種可能性。
這群「不服從的公民」曾被簡化為「暴民」，他們大多沒有光環、不曾握有麥克風，10年來，卻在地方創生、親職教育、社會企業、香港與中國民主化等議題領域持續努力。當熱血退場，學運領袖走下神壇，他們以不同形式出關播種，成為台灣民主發展裡長流的細水。
〈鏡人物〉與《READr》合作，訪談台、港、中三地直接或間接的學運參與者，從平凡人視角出發，記錄書寫10年來的記憶，同時透過互動網頁，重現10年前的運動現場，以及為現場加油打氣的便利貼，也邀請你加入留言，分享你的318記憶，與我們一起寫下平凡人的真實歷史。
太陽花的花語是希望
在太陽花學運的維基百科上有這麼一段敘述：「3月18日晚間，由於永和花店老闆林哲偉（編按：應為林哲瑋）贈送向日葵到立法院議場，隨後占領人士便不經意地把向日葵插在議場的講台上…透過眾多傳播媒體流傳後，造成群眾送來更多的向日葵…傳播媒體因此逐漸以『太陽花學運』稱呼這次占領行動。」
送花支持 意外成象徵
雖然名字被打錯了，10年前的新聞仍留下林哲瑋29歲時受訪的身影。畫面裡，他像失眠多日，帶著略顯濃重的黑眼圈，一臉疲憊，說話聲音也有點氣虛。我們後來才知道，他那時經營花店剛滿4年，兒子約2歲，成家、立業之餘還要支援學運，怎能不累？
10年過去，他不一樣了，臉變得削瘦，徹底脫去稚氣，也精神了。時移事往，很多事都不是當年期望的模樣，只有林哲瑋仍開著花店，十年如一日。他回憶那天，在臉書上看到有人要去立法院抗議，想著自己能做什麼表達支持？身為花店經營者，送花最簡單，因為剛創業不久，也沒什麼錢，就訂了2箱便宜又符合精神象徵的太陽花，請爸爸開車幫忙送過去。
他在晚上7點左右趕到現場，人比想像中多，「我走不進去，因為太多人了…我就一直喊：『有物資要進去！』但根本動彈不得。我連箱子都沒有開，就請他們傳進去，結果他們直接把花送到（立法院）裡面去…」問他得知學運以他送的花命名時的感想，他笑出來：「我嚇死了！」
林哲瑋不是那種浸泡在政治中長大的人，但台灣本就是政治島國，相關話題從未遠離他們家飯桌。林爸是深綠計程車司機，林媽是深藍公務員，林哲瑋還記得，家裡每逢選舉必吵，「爸爸很激動，好像有訴求必須被滿足、被聽到，所以總是很大聲…一講到國民黨怎樣怎樣，就開始爆；可是我媽就是覺得，一切安定、保守，不要有什麼爭執，在人家粉飾好的太平裡過生活就好了。他們追求的東西不大一樣，那我也會想，到底我要偏哪一邊呢？」
梨價大跌 敲反思警鐘
真正的啟蒙，來自外婆家在梨山上種的水梨，幼時他看長輩農忙，知曉農民辛苦：「每一個果子，即便只有一個小小的洞，已經不能賣了，但也不會丟掉，就削掉（損傷處）自己吃。你知道那些農產品都是花了很大力氣去照顧和維護。」
2010年，兩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降低或減免雙方貨物流通關稅，農業部官網仍留著當年的新聞稿：「日後台灣水果將以安全、優質、免關稅之優勢，提升國產水果競爭力，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2011年全台梨價大跌，農民血本無歸，外婆家的梨園開始在閒置地轉型種茶葉。林哲瑋心中出現疑問：「怎麼會變成這樣？怎麼你們支持的政黨做出的決定，其實對你們的生計，是比較不利的？」疑問累積到服貿時終於爆發，這次他加入了飯桌戰局：「人民可以違逆政府的決定嗎？他們的觀念是不行。我就覺得，投票不就是為了要政府通過對我們真正有幫助的方案嗎？後來變成這樣，你反而指責學生不對？」
此次受訪，他坦言曾和父母討論，他們的想法是：「確定嗎？我們做生意的，往來對象很多是深藍的…」我們一度以為學運花店會為生意帶來正面宣傳，殊不知當年狀況完全相反，「被cancel（取消）掉滿多家（生意）。」有問為什麼？「不可能問，因為那個時間點太集中了。就是事情發生、新聞出來沒多久，就有人突然說，上次跟你談的那個事情，後來我們公司有其他想法，所以先暫停。一個，你可能會覺得他們真的有其他考量，2個3個4個5個，不大對吧？」
當年賣太陽花給他的廠商，也曾明言表示要支持學生，僅收成本價，但當林哲瑋說想寫一篇文章表達感謝時，收到的回覆卻是：「不要。他們堅決地說，不可以寫他們的名字。」
一場轟轟烈烈的學運，最終帶來的只是生意上的損失。他至今不確定自己擋下了什麼？阻止了什麼？只有一路挫敗。5年多前婚姻平權公投是第一次失落，「那時公投我還幫我媽做小抄，教她按照順序投，結果後來投出來，真的是…原來我們以為的同溫層比我們想的薄很多。」
差不多也是那時候，外婆家的梨園在經歷幾次小範圍試種後，第一次迎來大規模改作，砍了一批樹。他大受打擊，好像關於童年的什麼再也回不來了。「梨樹枝在花藝工作裡，是非常重要的資產，所以我們想盡可能留下。我在新店的倉庫裡，就裝了一個小山的梨樹枝，都是我們在山上砍下來的。那是我外公以前去日本找來的品種，接枝養了幾十年，才長成那個樣子，直接化為烏有，真的是捨不得…」
堅守信念 十年如一日
外公外婆身為果農的勤懇，一直影響著他對待花草水木的心思，他知道每一朵花都得來不易，「怎麼可能讓它就開2小時，立刻進垃圾袋？」他開始和婚宴的新人洽談，是不是能在宴會結束後把花收集起來，捐給孤兒院和老人院？或把花放在店門口讓民眾自由拿取，「願意的話就捐錢（買花），我們每2個月把捐款湊成整數，再捐出去。」他這樣做，已經10年了。
就像10年前的太陽花精神一樣。林哲瑋說：「如果說太陽花（學運）帶給我什麼啟示，我覺得就是，不管力量有多微小，也可能會醞釀成一個大的力量。就像我無心插柳送的花，變成學運的名字。」
今年總統大選前2天，他在社群發文：「前幾天回家吃飯時，我媽突然緊張兮兮地把我拎到一旁，問我總統要投誰；說我爸看新聞說現在很多年輕人看抖音、支持親中政客，所以很怕我會投錯人（父親不敢直接來問我，才派我媽來探口風）。我回說：『他（林父）是不是忘記當年有幫我開貨車載向日葵到立法院前面發，才有後來太陽花的事情啊？現在花很貴，我可沒打算再來一次太陽花運動喔！』」
但他最後仍開車載著一束太陽花，隨我們重返青島東路拍照。拍攝結束後，將一束10枝的太陽花轉送給我，花遞過來，好像遞來一把火。我問，太陽花的花語是什麼？他說：「其中一個是希望。」
十年後才能說的羞恥
「左轉有書」書店牆壁上，用粉筆畫了太陽花學運時學生占領議場的場景，下方寫了一個提問：「十年前的今天，你在做什麼？」34歲的朱剛勇（本名朱冠蓁）回憶，那天她朋友衝進議場，手機沒電了，她送行動電源過去，之後每天晚上下班後就到物資站當志工，「就只是個路人。」
人生百味 扶持無家者
朱剛勇是「人生百味」共同發起人、《貧窮人的台北》策展人。太陽花學運那年成立的人生百味，至今10年了，該組織提供無家者相關資源，例如台北車站附近的據點「重修舊好」，讓無家者得以短暫休息、用餐、洗澡；專案計畫「人生萬事屋」 則組織無家者為清潔工作隊，到獨居長者、障礙者或弱勢家庭的家中幫忙清理打掃。除此之外，無家者沒有正式工作，往往沒年終、沒尾牙，人生百味也每年舉辦街頭尾牙，慰勞無家者一年來的辛苦。
人生百味成立的緣由，來自於學運時許多食物進入物資站卻放到過期，朱剛勇感到可惜，曾將一箱發不完的包子送到龍山寺給街友。「那時我連哪裡有街友都不知道，上網搜尋跳出台北車站、龍山寺，才知道那裡有這麼多街友。」她也從那時開始關心無家者、貧窮相關議題。
小學時她都跟男同學混在一起，因此被取了「剛勇」這個綽號。由於不滿臉書實名制，常使用這個名字，時間久了，也就被人稱為「阿勇」。她是高雄人，大學讀高師大設計系，喜歡閱讀社會議題書籍，畢業後到台北做韓國娛樂的行銷設計工作，卻沒有太大興趣；因為關注公平貿易議題，轉往非營利組織「公平貿易協會」任職，她關心社會議題，曾參加反核、洪仲丘遊行。
朱剛勇印象最深的是3月23日，學生攻占行政院那天。她回憶，當天吃晚飯時收到訊息，立刻衝到行政院前，那時警察已開始集結，周圍有人一邊喊衝，一邊看著她，但她無法動作，就愣在那裡。「原本想像自己會一路很順地衝進去…那個不敢再靠近的恐懼感很大。」
轉化內疚 擁抱無力感
她說，當時內心有強烈的拉扯。一方面覺得，自己經歷了各種思辨，這一刻來到現場，可以成為一個挺身對抗制度的人；但另一方面，她又想著種種不衝的理由，「我明天要上班、我在NGO工作、我在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等等，可是自己知道，那些理由都是為了不要過去。」
「我那時候人在那裡，但我走了。」書店裡，朱剛勇細細剖析，她說當時心裡「有一種很巨大的、複雜的無力感」，也有自責跟內疚的心情。「而且還伴隨著一種…」她想了一下，神情有點難過，「一種羞恥嗎？後來看到有些朋友提到那天被打、被拖走，我其實那天在現場，但沒有進去。我覺得心靈的那股羞恥感，一直到10年之後，到現在才有辦法說出來。」
她說太陽花學運對她最大的影響，並非只是拿一箱發不出去的包子給街友，進而成立非營利組織，而是看到那個不勇敢的自己。「所以我後來更能夠去體諒人無法做某些事情。那個心靈狀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次體驗。」她學會體貼，體貼他人的無力，也體貼自己的無力。這也讓她能更能貼近無家者、貧窮者的處境。「那個不勇敢、不光榮的，甚至是被貼上汙名的狀態，讓人特別想要、特別希望被社會所理解跟講述。」
她至今不曾和衝進行政院的朋友們講起這段過去，一方面還在思考該怎麼說，另一方面也缺乏開口的契機。朱剛勇說，那天離開時，身邊另一個也不敢衝的朋友對她說：「沒關係，我們回去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回家後，她一邊看警察鎮壓的影片，一邊爆哭。
「再想想看還能做什麼事。這句話對後來的我，一直是很重要的提醒。」她笑說那陣子，工作特別奮力，奮力到老闆都疑惑，不知她為何有這樣的轉變。「好像很拚命地想要證明自己，那天沒有去，確實還有其他事情在做吧。」
落地做事才踏實?
採訪這天，31歲的李嶽，早上先到新竹峨眉教老人家彈樂器唱歌，下午回苗栗南庄開幸福巴士，載一位獨居的客家老奶奶回山上的家。偏鄉客運因營運不佳，行經路線縮減，許多地方交通需要替代方案。公路總局的幸福巴士政策，讓偏鄉部落的長者，可以透過預約的方式搭乘，外出看醫生、買生活用品後要回家，不致於無車可搭。
投入社運 抗爭衝前線
李嶽是國科會偏鄉交通平權調查小組專員。他每天早上6點開始接電話，幫地方居民預約，有司機請假還需幫忙開車。目前他正在對峨眉鄉進行調查，規劃幸福巴士的行經路線，但要經營並不容易，得找車、找營運的啟動資金。車需要人捐，而啟動資金需要100多萬元。
李嶽曾經翻過立法院的圍牆2次。第一次是在太陽花前一年的7月，立法院開服貿公聽會，反服貿團體在大門口抗議，呼口號講訴求，就衝了。當時他閃過警察，迅速翻過圍牆一躍而下，「結果沒有人跟上，也沒有警察要理我。」遇到這種情況，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默默從側門離開。回到正門，「又翻一次，哈哈哈哈！」第二次，一翻過圍牆他就往立法院裡頭衝，「哇，一坨耶，大概有10個警察，我往他們身上衝，當然就被押起來了，警察說：『好了啦，不要進來啦，來這邊沒有用啦！』」
隔年，太陽花學運發生。當晚反服貿團體先在立法院旁抗議，後來翻圍牆占領了立法院。但李嶽那天不在，「我那天落跑，沒去，那時也沒人想過真的能衝進去。」當晚他收到消息，馬上搭晚間11點的末班客運從新竹前往台北支援，跟眾人一起進行組織分工，他當場控，試著把人群留在立法院周圍，讓警察無法清場，緊繃狀態下連續3天沒睡。
太陽花學運那年他大三，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他高中在圖書館讀了馬克思與共產黨宣言，深感震撼，因此決定大學要主修社會學。他是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大一開始參加抗爭，苗栗大埔案、華光社區、反媒體壟斷、反漲學費、士林王家、國台辦來台，無役不與。
當社運學生，特別激烈的，就屬擋拆遷的場子。「真的是最硬的，大家想辦法拖延警察排除的速度，在室內用鐵鍊把自己跟樓梯綁起來，或是在很狹小的地方躺下，警察很難抬啊，火氣很大，記者又拍不到，就對你動手動腳。」有次他惹惱搬他的警察，「直接膝蓋下來頂我的肚子。」他形容那過程往往是腎上腺素分泌旺盛的狀態，提起有一次抗爭過後，早上10點他一個人走在街上：「陽光普照，大家過自己的生活、走路、做生意，很奇幻的感覺，你明明經歷生死交關的事情，但是你走出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對於太陽花學運待在議場的那段日子，李嶽說印象深刻的回憶不多，他翻臉書找當時發的文章，一些事情說得瑣碎。深刻的，反而是屬於社運學生才有的感觸。「那幾年跑社運都有很孤單的感覺，覺得自己很邊緣、很少數，大家會說你很棒、加油，可是他們一樣過他們的。到太陽花學運的時候才第一次看到，原來社會運動有這麼多人支持，這麼多人想參與這些議題，那是我第一次有這樣的經驗。」
學運組織 宛如打選戰
自學運開始時就待在議場，以為他會講得熱血激昂，但沒有，李嶽憨厚的笑容中帶點寂寥。3月30日大遊行之後，他覺得無事可做，便離開台北回到學校，投入其他事務。雖然他很靠近決策圈，每天參與會議，但對他來說，太陽花學運並非他所熟悉的社會運動，感覺身處其中的自己，成了社會學所形容的、制度中的一顆小螺絲釘。「組織很大、分工很明確，它更像在打一場選戰，我後來做政治工作後才意識到，那（太陽花學運）其實是一個競選總部，甚至是比競選總部更大的組織規模和運作方式。」
李嶽說，那種無事可做的感覺，對他影響很大。「做社會運動、做議題，落地這件事情很重要。」大學期間成天跑社運場子，時間久了，他對光是嘴巴講理論感到厭倦，於是畢業當兵，退伍以後，他先當了四年的新竹市議員助理，後來想做些過渡期的工作，女友到新竹峨眉鄉做地方創生，他便跟著去，在鄰近的苗栗縣南庄鄉做交通平權的專案人員，就這麼待到現在。
他說所謂的落地，就是人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耕耘。「以前搞運動，到處參加議題講座，到處跑，幫人家寫新聞稿什麼的，可是很空虛。我聽了很多很重要的議題，我知道什麼東西是正確的，什麼東西是該關心的，可是沒有做事。我現在做的工作，接觸到真的人，雖然事情很小，可是很扎實。」
台灣學生保護了我們
「到現場有什麼用？可能沒屁用。」「想衝，卻總問自己憑什麼？我又不是台灣人。」2014年3月19日清晨，港生Candy滿心糾結，跳上新竹客運首班車，從清大直奔立法院。
32歲的Candy與我們重返318運動現場，她滑開臉書，翻找10年前的貼文，有青島東路現場照，也有服貿爭議懶人包。她蹙起眉，「我當年寫臉書，怎麼這麼中二？」此刻她身旁坐著35歲的香港友人Franki，2人在台灣熟識，一聊才發現當年都在學運現場，且都加入後勤工作小組，頻繁進出的工作地點，就是徐州路上的台大社科院舊校區。
無痕參與 烙愧疚傷疤
Candy在香港讀完高中，隻身來台就讀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儘管香港當時蘊積不少社運量能，但Candy對故鄉社運並不熟悉。台灣爆發318，是她首度參與大型社運。
「同學告訴我：『妳是香港人，別去現場。』到了324，要衝行政院時，很多人說：『妳是香港人，不要進去行政院。』」當時22歲的Candy陷入拉扯，「大家阻止我，但我不想什麼都不做。我需要拿捏：怎樣的風險，是我可以承受的？」
Candy在街頭蹲3天，回清大洗一次澡，又回立法院。她發現，比起站在台前拿麥克風，自己更擅長行政後勤；學長帶她進台大社科院階梯教室，與各校十多名學生協作，「我一直做圖發文，幾點幾分，請大家在哪裡集合，類似『動員文』。」
現場數台電視輪播，每人埋頭筆電，階梯教室沒有窗戶，她不知破曉日落，只知累了躺下，醒了工作。該小組很謹慎，人員進出須配戴識別證、核對名冊，唯獨她例外，「他們說我是香港人，不能留刑事紀錄。所以，所有工作名冊、識別證，都沒我名字。」
「我是318運動隱形的參與者。我很愧疚。我是小編，後來發文動員大家衝行政院，大家被打了，我卻在階梯教室，後續也無法和任何行動者討論。」占領行政院行動在鎮壓、清場下落幕，「社科院派」立刻解散，Candy帶著難以名狀的罪疚，無人訴說。她曾耳聞有心理諮商團體願與學生聊聊，尷尬的是，她的名字不存在任何名單，成了被遺落的人。
「我一直覺得自己很邊緣、沒有被看見。可是有時候，只是很想做一些事、說一些話，讓自己也貢獻什麼。想衝的心情，比拉住自己的動力還要強。」太陽花落幕不久，香港爆發雨傘運動，許多Candy熟識的港生，機票一買衝回香港；她沒衝，留在台灣。
「即使我飛回香港睡街頭，也就是空拍機下萬人裡一個黑點。我一直想：我個人如何發揮最大效果？」有了318經驗，她學會盤點自身能力，寫信給教授，向老師們「借課10分鐘」。此後2週，她帶著自己做的PPT穿梭教室間：「大家好，我是香港學生，請借我10分鐘，讓我講一下香港發生什麼事。」每遇哽咽，話語停頓幾秒，台下學生總會等她，聽她說完。
這是Candy首次「國際倡議」經驗。後來，她看到清大學生發文，表示因她分享，更理解港人立場，「我覺得…我好像有做對選擇？我一直覺得自己很渺小，但嘗試讓自己功能最大化。」
「318留給我很多困惑。我加入一個團隊，在緊急凌亂之下被解散，我又忽然被剝離了。當時（社科院派）到底為什麼解散？我有沒有貢獻過一點什麼？」但困惑未必全是壞的，「如果有什麼影響到我，可能是之後參加社運時，若我有量能，會去關注更邊緣的人。」
比起Candy的運動傷害，Franki的318記憶不那麼痛苦—彼時他就讀台北藝術大學研究所，此前，他參加過樂生反迫遷，和警方有對峙經驗。學運期間，他進出社科院，協調物資場地，占領行政院行動中，他加入「衝組」，翻過行政院圍牆。
「參與樂生的時候，台灣人也保護我。警察登記姓名，學生就拖住警察，叫我快走。」許多年後Franki發現，這種保護並非「叫你不要參加社運」，而是「幫你降低傷害」。占領行政院現場，他聽著何韻詩〈光明會〉爬過圍牆，然後警察來了，眾人要他快倒下，趁亂以救護車掩護他出去，「台灣學生都知道，只要我被抓，政府有權遣返我。」
關注人權 在台撐香港
學運隔年，Franki返回香港，試過前往其他國家工作。他最大的創傷發生於2019年，香港反送中；其後他輾轉各地，2022年起落腳台灣，任職NGO。2023年，他以香港監獄書信往來為題，創作劇本〈寄：〉，獲台北文學獎。
他們的離合聚散，都在台灣。Candy目前亦在台灣任職NGO，關注香港人權，她有時會想起318期間，某天清晨，青島東路人們睡成一片，樹上布條印著「媽媽請不要擔心、我很安全」，她見警察在發呆，趕緊拍照，傳給在香港的媽媽，假裝一切平安。
「身為香港人，有很多不得不考慮的風險，需要隱身、妥協、不能用本名和大家說話，呈現出來的，往往不是自己最理想的公共參與樣貌。為什麼很多人匿名，還要受訪？就是希望有些故事被知道、不要落掉那些在陰影裡的人。」心中軟肋是家人，談到雙親，她眼角潮濕，「我爸媽一直不知道，318運動裡，我待過一個社科院裡的小組。」
「我在318做的事，和現在工作很像…爸媽還是不曉得，這些年我在台灣做什麼？」春日的社科院忽然颳風，吹亂她包上布條，「我一直帶著這個，」她攤開皺舊布面，印著「台灣守衛、撐出香港」—這條皺布，她也許更想攤開給父母看。
去平行時空看太陽花
同一場景，可能有無數視角與記憶版本。318記憶以不同形式存在；中國女生小羽（化名，26歲）10年前透過網路「誤闖」立院議場，10年後的她首度來到台灣，仍記得那個「不在場的現場」。
祕播影片 埋自由種子
2014年3月，16歲的小羽就讀中國某省會的重點高中。一日午休，歷史老師要全班拉上窗簾、把燈全關了，播放318學運影片。她至今想不透：老師如何得到那些影像？「印象很深，視頻（影片）裡學生們非常激動，占領立法院。從那畫面看來…所有人都上街了。」「老師說：『你們自己看看台灣年輕人都在幹嘛？然後你們在幹嘛？』」
「我們要考高考（聯考）呀！」小羽向同學抱怨：「我們也想上街，但有這種條件嗎？老師不該把這說成是我們的錯，好像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不夠清醒、不夠嚮往自由。」「我們每天被困在教室裡，手機都不能碰、不能翻牆出去看新聞。然後，你反而怪罪學生，說我們像傻子？」
午休結束，小羽回到升學正軌。「我當時很討厭這老師，覺得他廢話很多。」印象裡，老師上課常陰陽怪氣影射時政，還戲稱毛澤東是「太祖」。當時習近平剛上台，尚未獨攬大權，她高中班會主題是「習大大萌萌噠（很可愛）」，「大家對習近平印象特別好，覺得他帶來希望…」對照今昔，她失聲大笑：「現在想起來，好想吐。」
談起高中同溫層，小羽有些尷尬，「當時大家都從現實角度去理解社會運動，沒有真正思考：這意味什麼？台灣和香港年輕人，為何上街？」同年，香港傘運爆發，「我們不從政治角度去理解。有同學打算去香港玩，他們最在意的是…出去玩，會不會有危險？」
我們向她確認，老師曾說明太陽花運動脈絡嗎？她搖頭，「理解這些事，都很碎片化。大家把『反服貿』單純理解為『反共產黨』，有些人會理解成『國外在鬧事』。」為了核對記憶，小羽詢問高中同學小傅（化名，25歲）。我們聯繫留學歐洲的小傅，他確實記得這場「放映」，畢業後，他亦得知歷史老師曾因課堂言論，被家長舉報。
與太陽花學運本身無關，高中畢業前，小羽和學長閒聊，學長試探：「妳知不知道天安門『那個事』？」小羽懵然。學長說：「妳不知道？死了好多人啊。」
「當年，我沒有正常渠道去知道歷史。」她不知六四、不知學生為何抗議、不知坦克會輾過人。她考入明星大學，獲機會出國，接觸「牆外」媒體。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過世，她卻不知劉曉波是誰。「我上網查，愈查愈多，發現原來我這麼無知。我大哭一場，哭得特別難受。」
劉曉波的死，燃起小羽對所處世界的好奇。她惡補台港近代史，某些時刻，會想起那位討厭的歷史老師—畢業後，她也耳聞老師被舉報、調職，也許，不只一人舉報他，「我開始理解，老師當年為什麼把教室弄暗？為什麼要偷播太陽花視頻？那些陰陽怪氣、那些調侃，可能來自他的壓抑。他可能想透過太陽花運動，啟發我們一些東西…可是當時，他無法實現。」
歷史老師的下落，再無人知曉。但小羽清楚知道一件事：「那個午休，老師把窗簾拉緊，卻從此替我打開一扇窗口。」
走出牆外 援白紙運動
那扇窗通往世界。2024年，小羽初次踏上台灣，觀摩總統大選。她做足了功課、報名講座，去現場看開票。當監票人員開始唱票，她很激動，「這是公開實踐民主，而且這是用中文說的！海峽對面的中文世界，對我來說，就像平行時空。」
小羽大學畢業後，曾前往北京一所非營利組織實習，只是該組織最後被迫關門。2022年底中國爆發白紙運動，她在日本加入聲援行列，負責社群營運、策劃沙龍。當中國留學生們站上東京街頭聲援白紙運動，她蒙面舉牌，站在人群中。
這是她首度參與社運，面對內部矛盾場景，卻頗有既視感，「我看到社運的複雜性。太陽花學運、雨傘運動，內部都有矛盾；白紙運動後，我也看到類似的矛盾。」「遊行，會給人一股熱血感，大家常被簡單情緒支撐—反共產黨。但人們其實沒仔細思考：我們該為社會做些什麼？」
「10年前，一個中國的老師，很祕密地帶學生看這麼敏感的太陽花影片，現在想起來，很不可思議。10年後的今天，我才意識到這很重要。」她無法找到歷史老師，但開始思索更重要的事—例如透過民間串聯，不同國家的青年可建立共同問題意識和目標，「性別議題對我啟發最大，而且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新潮流，也是目前大家共同可以發聲的議題。也許，我們敵我意識不必那麼強？我們可以多看到彼此的連結點，可能是反抗傳統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或反抗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壓迫。現在，我更在意這些。」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李宗霖還記得行政院清場那天，警察變成機器的眼神。消息出來時他正在吃飯，決定趕去支援，搭計程車，「司機還不算我們錢，叫我們要加油。」晚上7點多，開始有人和警方起衝突，他出面阻止，努力維持「非暴力抗爭」的秩序，「然後警察就開始清場。他們變成機器。」
決心改變 參選市議員
變成機器，是什麼狀況？是真的從他們眼神或裝備，看出他們變成機器，而不是一個人在面對另一個人了？李宗霖說：「完全是啊。他在意的是效率，有沒有辦法準時把你們清完。所以他們就是把你拖啊、在地上揍啊打啊，對你飆國罵啊，把你清走。」
凌晨1點，撐不住了，「我那時穿了3件衣服，都破了，所以你知道那個力道其實是滿大的。」他退回立法院附近的醫護站做處置，到醫院驗傷，早上6點多才回過神來：「靠么！這個國家怎麼會變這樣？」
外傷容易處理，內傷麻煩。李宗霖坦言清楚自己在學運中的位置，就是一個人頭，哪怕時代造浪，也自知只是小小的浪花。不過面對「國家怎麼會這樣」的疑問，他終究無法不去想，說：「從小念書，在體制內長大，我（那時才）開始思考我到底要做什麼？我一路看書，聽人講，找答案。」
花了半年時間消化，得出的解答是參政。2018年，他決定參選台南市議員，走上更艱難的革命之路。父母都是魚販，苦幹養活一家子，對孩子的期望無非是好好念書、工作。有天，爸爸忽然找他吃飯，出言相勸：「不要涉入政治，你沒有要出去留學也沒關係，就好好考個建築師…」
為了說服父母，李宗霖做了PPT簡報，解釋自己為什麼要參選。如今他已找不到簡報檔，但依稀記得最明確的思路是，太陽花運動不就是年輕人想要出來改變點什麼嗎？「當然改變也可以從其他地方開始，可是政治明明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動能，卻也是最大的黑洞。很多政治人物很糟糕，你不想被這些人統治，就自己出來選，對吧？」
也許是簡報真打動了父母，李宗霖最後借到20萬元作為競選經費，加上政黨支持，總共花了150萬元。他笑出來：「大家聽到的回饋都是『你怎麼這麼便宜！』你知道有些國民黨的人，（參選）都是1千（萬元）在撒的。」
台版長征 見民主遺痕
那年他30歲，無政治背景，卻能選到只差500票就當選。他不諱言「太陽花」是個Bonus，甚至超脫了政黨色彩，可以得到大多數年輕人支持。那也是一群「沒有錢」的人，而他和那些人太像了，畢業後服役、工作，走進22K政策發展出來的絕望職場，漸漸活成同世代共苦的鬱悶模樣，「當時（流行的）書籍就是崩世代啊、反貧困啊…」
走上街頭的也多是這些人。李宗霖回想從電腦裡看到有人衝進議場抗爭的那天，他人在成大圖書館，為出國留學做準備。那時他26歲，在建築業界領低薪當營繕專員，工作內容包山包海。那是教授介紹的工作，但得知低薪狀況，教授自己都覺得抱歉。出國留學看似是突圍的唯一路徑。
直到另一條路出現。3月19日，他搭第一班高鐵從台南到台北，再轉進青島東路。那時他沒有想到，此行一待就是一個月，接著影響了未來10年的人生規劃。
2015年，他加入基進黨成為志工；2016年為了輔選，開啟一趟效法切．格瓦拉的旅行。切．格瓦拉當年在長征中一路向北，親見了拉丁美洲的貧窮與苦難，李宗霖則是從美麗島出發，一路經過台南湯德章紀念公園、嘉義二二八紀念碑、苗栗大埔的張藥房，最後到台北的鄭南榕紀念館，那是他自己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2022年他再次參選，順利當選台南市第十選區議員。採訪這天，他騎著老舊的摩托車現身，車上還貼著校園停車證貼紙和台獨貼紙，都斑駁了。他帶領我們穿過成大校園，人好多，「因為今天有稀有的寶可夢，還有同志遊行。」年輕的人們和我們擦肩而過，我問他，怎麼看待現在的年輕人？李宗霖說：「我覺得我老了，我才36歲，已經沒辦法跟20幾歲的人聊天…」他談起過往到校園演講，自我介紹還可以用太陽花簡單定錨，10年過去，沒辦法了，「他們那時候都還只是小學生而已…」僅僅10年前的歷史，被翻頁了。
再回首10年前的那一晚，和他一起守在青島東路的朋友們，「都回去做建築了，只剩下我還在做政治工作。」那是距他已遠的平凡上班族生活，他也曾想過當年若沒有北上，若沒有被警察打傷，若沒有騎摩托車去旅行，若沒有看見那些在民主路上灑過熱血的前輩身影…人生沒有如果，李宗霖說：「是這些事情，促成了現在的我。」
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張淑惠拿著一疊泛黃的自製繪本，跟我們講解服貿：從前從前，各村落居民以物易物，後來出現貨幣，大家都換到自己想要的物質，生活變得更好了。可是，有一天，金礦國的商人帶著滿滿的金子，想跟村民交易。村民們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贊成者認為貨出去可以發大財，反對者認為金礦國一直想併吞我們，這背後一定有陰謀。繪本最後，各方吵了起來，怎樣的交易才是好交易？沒有明確結局，張淑惠補充：「它其實是在說協議要對等，每個人要思考，自己做決定。」
親子共學 街頭變教室
她帶我們來到濟南路群賢樓前，10年前，200多個家庭帶著小孩來此搭帳篷，埋鍋造飯，輪番守夜，她比劃著：「這裡有個烹飪區，這裡有個繪本遊戲區，小朋友就在馬路上踢足球，上廁所就去濟南教會。」她說，最多曾有約20頂帳篷，並排到濟南路中央，延伸近中山南路，帳篷上貼著對待小孩的原則：不打不罵，不威脅利誘恐嚇。她解釋：「很多人送糖果給小朋友，純送沒關係，但我們希望不要用糖果吸引小孩，大人都會這樣玩孩子嘛！不過這邊的人都對小孩非常友善。」
10年前，張淑惠是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理事長，她擔憂馬英九政府的傾中政策與不平等服貿協議，3月18日晚上，她看到學者靜坐抗議，9點與先生、7歲的兒子到場聲援。接著，先生跟著群眾翻牆進入立法院，她帶著兒子在馬路上留守一夜，「我跟先生本來是教育改革夥伴，有了孩子之後成立親子共學，我們很希望帶動有孩子的家庭繼續關心社會。」
她記得那晚：「我跟另一個家庭留在那邊，幸好我們經常露營，有幾張露營椅，小孩睡在野餐墊，因為很靠近水溝蓋，腳上都是蚊子叮。」怎麼跟小孩解釋現況？「有一件事情要被政府決定，可是沒有經過商量討論，這是不民主、不合理的，所以我們要表達抗議，要經過討論、取得共識。因為我們從小不打不罵，不管要帶他去哪裡，都要經過商量討論，小孩非常有感。」
兒子席地睡在野餐墊上的照片在臉書上被大量轉發，鼓動更多家庭帶著小孩來到現場。親子共學認為教育並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生活中，幾天之內，抗爭演變成在議場外保護學生的長期抗戰，口號是「學生不退，親子不退」，街頭民主教室順勢形成，學者短講、群眾對話、講故事…街頭成了大型自學進修社群。
「國家讓這麼年輕的孩子翻牆進議場，我們是更大的成年人，不好只交給他們去承擔，（當時）有這樣的心情。」整整20多天，她頂多偶爾回家洗澡休息，其餘時間全都在街上。「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會來清場？那個恐懼一直在。一定要守住這裡，白天人很多，晚上人一少就感到緊張，尤其害怕警察使用暴力。」街頭上，小孩與警察盾牌形成鮮明對比，「小孩也會問，警察不是保護我們的嗎？」
做足功課 倡理性討論
恐懼的最高點是行政院衝突，她擔心接下來會暴力驅離濟南路，「一直在想怎麼保護小孩，但這時候，小孩反而是安定的力量，他就是吃、睡、遊戲，過他的日常。」我們與張淑惠如今17歲的兒子聊了聊，他記得在街頭玩得很開心，就像一場遊行或露營，長大後知道是太陽花，覺得「很酷，原來我在歷史現場，有出到一份力。」
尊重兒童需要學習。張淑惠舉例：「那時候街頭有香腸攤，只要排隊就可以免費拿到一根，有一度阿伯說：『小孩半根。』我們就跟他討論說小孩也是一個人，也要一根，阿伯猶豫一下就答應了。阿伯可以溝通，但當時馬英九政府沒辦法溝通啊！」
運動退場後，張淑惠持續關切核能、兒童遊戲權等議題，並希望培養與不同意見者深入對話的能力，邀請審議式民主倡議者呂家華來親子共學團分享，「家華介紹審議式民主的程序，帶大家實作、討論，還有事前的資料準備。這打破我的想像，不是一群人意見交流就叫作多元，還要提供相關資訊。還沒有做任何審議討論之前，大家會依照自己的經驗、直覺做決定，但當我們得到更多資訊，有時間充分思考，有憑有據討論之後，才能夠做一個相對理性、並且盡可能符合公共利益的決定。」
她和一群家長們開始土法煉民主，例如：大家想要更理想的公園遊戲環境、更活潑的公共空間，就讀資料和國外案例、相關法律，找法令制定者溝通，挑戰官僚系統。2019年，共學團創立政黨「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2018、2022年她2次參選市議員，社群內部討論各種議題，都會先閱讀相關資料再討論意見，她笑著總結：「一邊育兒一邊當公民。」
回想10年前露宿街頭那20多個夜晚，她每天都懷疑真能擋下服貿協議嗎？她記得撤離那天好開心，終於可以回家睡覺，「努力是值得的，我在那邊睡20多天，真的有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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